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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歷史上使用的紙，無不源于約兩千年前中國漢代的發(fā)明。蔡倫，是漢代發(fā)明紙的代表者與關鍵人物，他發(fā)明的造紙技術對后世影響深遠。 著有《蔡倫造紙與紙的早期應用》一書的著名編輯學家、《文史哲》原編輯部主任劉光裕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剖析關于蔡倫是造紙先驅還是改良功臣的爭議，解讀蔡倫造紙術如何影響世界文化傳播。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造紙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fā)明之一，關于蔡倫是造紙先驅抑或改良功臣至今仍有爭議，對此您怎么看? 劉光裕：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考古實物中不斷發(fā)現(xiàn)蔡倫以前生產的紙，部分學者認為，這說明在他之前造紙已經成功，于是斷言蔡倫造紙成功就是“改良”。數(shù)十年來，“改良說”盛行不衰。 誠然，蔡倫以前已經有紙毋庸置疑，但這不能成為“改良說”成立的根據(jù)。因為東漢造紙具有明確的既定目的，如《后漢書·蔡倫傳》記載旨在解決媒介領域“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的難題。這個目的形成兩大要求：其一，針對“縑貴”，要求造紙務必成本低廉;其二，針對“簡重”，要求產品務必輕便好用。兩大要求完全實現(xiàn)前，雖然早已有紙，但都不算造紙已獲成功。 從《后漢書·蔡倫傳》中的“自是(從此)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也能了解，“蔡侯紙”被廣泛應用，兼有成本低廉與輕便好用兩大優(yōu)點，是當年造紙目的獲圓滿實現(xiàn)的標志。 由此可見，蔡倫不是最早造紙者，而是東漢造紙的最終成功者。資料表明，從最初造紙到蔡倫獲得成功，經歷了漫長時間。而紙的發(fā)明者，就是在這漫長過程中做出貢獻的所有人組成的一個無名群體。作為最終成功者的蔡倫，是該群體中唯一留下真實姓名者，是集造紙技術大成的杰出科學家，他把中國造紙技術提升到成熟階段。稱他的功績?yōu)椤案牧肌保c史實不符，有掩蓋歷史真相、混淆視聽的消極作用。 中新社記者：東漢時期的中國為什么能成功發(fā)明造紙術，而世界上多數(shù)國家為何不能自行掌握造紙術? 劉光裕：美國學者卡特在其著作《中國印刷術的發(fā)明和它的西傳》中論證了，世界各國的造紙技術無不直接或間接地源于中國。各國不能自行掌握造紙技術，不是因為沒有需求，而是因造紙術科技含量高，難度大。 中國東漢為何能造紙?相關因素很多，大致有以下三個重要原因： 其一，需求強勁。中國自殷商以來，疆域遼闊、人口眾多、語言各殊。要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及時而有效的傳播與交流，除了依靠以形表意的漢字，還必須利用原料豐富、制作不難的媒介工具——簡書。歷史上，東漢造紙為的是讓新型媒介工具紙書，取代原有媒介工具簡書，實現(xiàn)“升級換代”。漢代因尊儒而將發(fā)展教育視為國策，當時擁有大量閱讀人口，由此產生對書寫材料與書籍的強勁需求。 其二，技術路線正確。首先，東漢造紙是為了解決“縑貴而簡重”難題，目的明確、要求正確，可避免重大失敗與挫折，得事半功倍之利。另外，造紙原料選擇中國古人非常熟悉的麻類纖維，這樣能少走彎路，縮短技術成功的距離。 其三，傳統(tǒng)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以家國觀念和儒家“民本”政治兩大因素最為重要。中國的家國觀念，萌生于商周，成熟于春秋戰(zhàn)國，由此產生了社會集體高于個人的傳統(tǒng)思想。東漢從事早期造紙的那些志士仁人能不計個人得失，無怨無悔貢獻力量，源于他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家國觀念，相信國家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凡有利于國家最終必將有利于自己，并能惠及子孫。 所謂儒家“民本”，是以民生為重、以愛民為尚。為了造紙，當時國家最高統(tǒng)治者包括章帝、和帝，以及臨朝聽政的鄧太后等，都熱心支持。蔡倫造紙正是在皇帝支持下的尚方令作坊中完成，朝廷如果借此壟斷造紙術，定能獲取暴利。但朝廷主動讓利于民，無償將蔡倫造紙術傳授到民間各地，促使民間造紙業(yè)蓬勃發(fā)展。蔡倫后數(shù)十年，民間已能生產比“蔡侯紙”更好的“左伯紙”，其制造者就是東萊(郡治在今山東萊州市)人左伯。凡此種種，都是執(zhí)政當局履行“民本”的表現(xiàn)與成果。 中國古代像造紙這樣有益于國計民生的應用技術，在家國觀念和“民本”政治的雙重作用下，不斷進步，持續(xù)發(fā)展，大約在17世紀以前，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中新社記者：兩千年后的今天，世界仍在沿用蔡倫發(fā)明的造紙技藝，這項技藝通過什么途徑傳到海外? 劉光裕：東漢以來，中國造紙術向國外傳播主要有兩條路線。一為向東亞各國傳播，大多是直接從中國引進，如朝鮮、越南，而日本最初是通過朝鮮間接引進。據(jù)高麗僧人覺訓撰《海東高僧傳》卷一所記，東晉太元九年(384)，晉武帝派梵僧摩羅難陀從山東渡海到百濟國弘揚佛法，帶去大量書籍，并在朝鮮半島傳播造紙術。到公元610年，朝鮮僧人曇征又將中國造紙術渡海傳到日本。 中國造紙術向西方傳播的路線是，先到阿拉伯國家，再傳播到歐洲各國。據(jù)美國學者卡特所著《中國印刷術的發(fā)明和它的西傳》所記，唐天寶十年，公元751年，阿拉伯大軍在怛羅斯(今哈薩克斯坦境內)與唐朝名將高仙芝一次激戰(zhàn)中，俘虜了唐軍中的造紙工匠。于是，經中國造紙工匠傳授，阿拉伯地區(qū)紛紛建造紙工場，迅速形成三大造紙中心：撒馬爾罕、巴格達、大馬士革。公元10世紀，阿拉伯人又將造紙術從北非摩洛哥地區(qū)，渡海傳到歐洲西班牙;接著，又傳到法國(12世紀)、意大利(13世紀)、德國(14世紀)，以至其它歐洲國家。 中新社記者：蔡倫造紙術對中國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傳播有怎樣的貢獻? 劉光裕：造紙術對中國文化傳播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鞏固并促進國家統(tǒng)一。中國漢字有紙書這種既經濟又方便的載體，才得以打破時間、空間的限制，在政治與文化上充分發(fā)揮統(tǒng)一國家的巨大作用。如果離開紙書這個載體，漢字再好也難有用武之地。二，促使文化持續(xù)繁榮。紙書作為媒介工具，可以將作者的寫作與讀者的閱讀迅速有效地聯(lián)系起來，從而使社會文化在作者與讀者的相互促進中，不斷走向繁榮昌盛。 造紙術對歐洲及世界文明的影響，大致有三方面：其一，只有使用紙張之后，才有可能發(fā)明印刷術。中國造紙術于14世紀傳入德國，15世紀，德國人古登堡就發(fā)明印刷術。其二，歐洲古人原先使用的小羊皮書，裝幀華麗，但過于昂貴。據(jù)說，抄一部《圣經》要用300張小羊皮，連一般貴族也望而生畏。而中國造紙術與古登堡印刷術結合產生的紙書，憑借其經濟方便的獨特優(yōu)勢，迅速為路德宗教改革與歐洲文藝復興兩大運動提供強有力的傳播工具，也為兩大運動獲得勝利創(chuàng)造不可或缺的有利條件。其三，中國造紙術與古登堡印刷術相結合，為16世紀以后歐洲現(xiàn)代出版業(yè)的形成與發(fā)展提供堅實基礎，從而影響世界文明的發(fā)展進程。(完) 受訪者簡介： 劉光裕(1936- )，中國著名編輯學家，編纂中國出版通史的最早倡導者，曾任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主任等職，尤長編輯學、出版史、文藝學、哲學等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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