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韓國學者對古代中國印刷術發(fā)明源頭的叫板
2005-05，《北京科技報》的一篇報道《活字印刷是否中國人發(fā)明》（在網絡上的地址為http://bkb.ynet.com/article.jsp?oid=5252373）被多家網站轉載，引起了眾多轉載者和閱讀者的關注。
韓國學者發(fā)現了一本現保存在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東洋文獻中心的，印有“宣光七年丁巳七月清州牧外興德寺鑄字施印”版記的活字印刷佛教書籍《直指》（白云和尚抄錄《佛主直指心體要節(jié)》印本書籍的簡稱，因該書封面有“直指”兩個手寫大字）�！靶馄吣辍毕喈斢诠�1377年，由于目前沒有發(fā)現明確記載印刷年份早于1377年的金屬活字印品，《直指》可以說是目前發(fā)現最早的金屬活字印刷書籍。
近年來，韓國一些學者根據《直指》一書，提出韓國是金屬活字印刷術的發(fā)明國家。這，還可以算作是學術討論的范疇里的一種主張，雖然作為活字印刷術發(fā)明國度中國的學者對此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而另一類韓國學者卻提出了更為偏激的主張，稱“中國和西方世界的金屬活字技術是從韓國傳入的”[1]；更有甚者，竟然否定《夢溪筆談》里記載的畢升活字印刷術，“認為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只是一種思想,沒有在實踐中使用，畢昇制造活字后便將其收藏起來,束之高閣”[2]等等，想否定沈括記錄的畢昇發(fā)明活字印刷技術的事實。
韓國學者向中國的活字印刷術發(fā)明源頭的叫板挑戰(zhàn)，需要中國政府和中國的學者認真研究和對待我們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保持和發(fā)揚我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衛(wèi)護我們自己的文化；同時也要糾正我們自己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忽視了對自己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和繼承發(fā)揚的偏向。
作為一個印刷工程師，筆者寫出了《秦代的活字技術》[3]來回應韓國學者的叫板。本文，則分析造成中國起初未能及時回應韓國挑戰(zhàn)的原因。
2、“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實物，韓國發(fā)現在1966-10，其時中國正在搞“文化大革命”
1966-10-14，韓國在慶州市的寺廟維修時，發(fā)現了寺塔里的一份雕版印刷的經卷《無垢大陀羅尼經》（以下簡稱《無垢經》，經韓國有關學者研究后，認定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由于印刷品實物發(fā)現地在韓國慶州，藏有經文的古塔建于公元751年，于是韓國一些學者依據印刷不晚于751年的現存最早印刷佛經，開始論述韓國才是印刷術的真正發(fā)明地。而這個時候，中國正處在“文化大革命”早期的瘋狂加速階段。就是在1966－10，“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名詞術語開始出現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里，成為以后十年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語詞之一。在那種國家全面內亂的異常情況下，中國的科學家、工程師、專家教授都被沖擊、遭迫害，幾乎不能作最低程度的學術研究。還有更甚者，隨意亂加“里通外國”的政治迫害罪名，使得全國普通百姓不敢去了解國外的事情。因而，韓國（這個當時被中國認為的“反動國家”）發(fā)現了《無垢經》，韓國學者竭力論證是韓國發(fā)明了印刷術的情況，中國大陸沒人知道。
一直到了1979年國慶前夕，美籍華人學者、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館長錢存訓教授訪問中國大陸，才把《無垢大陀羅尼經》的相關資料交給了國內的老朋友，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胡道靜先生，并由胡道靜先生1979年冬天在“文化大革命”后新創(chuàng)刊出版的《書林》雜志上，第一次向國內介紹了這一情況[4]。
于是，中國大陸的學者們才開始查找史料，作出自己的反應。在《書林》雜志1980年的第三期，又譯載了美國著名的印刷史家富路特（L.C.Goodrich）對于韓國發(fā)現的《無垢經》印本的初步報告[5]，并由胡道靜先生依據《紐約時報》、《哥倫比亞圖書館通訊》的記載、韓國的有關論文及其它一些資料，對富路特的初步報告加以注釋。
依據《無垢經》印刷文本里使用了武則天當政后期別出心裁規(guī)定的“制字”，可以判定《無垢經》的成書年代在武則天的后期。而且，由于那些“制字”在中國的本土使用時間也非常短促，武周稱制也才15年（武后690～704稱帝），在她晚年“還政”之后李唐王朝即行廢止了“制字”的使用。顯然“制字”不可能會在朝鮮半島反常地長期使用�！稛o垢經》當是在中國本土印刷后，由僧人帶到朝鮮半島的。中國學者的聲音，滯后了十三四年才為世界的學術界聽到。
1997-10，在漢城舉辦的“東西方印刷史國際討論會”上，韓國人士想將韓國發(fā)明木板印刷術的主張推向國際會議的作法，受到會議的冷落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的婉言回絕[1]P161。
中國學者因社會動亂而滯遲了學術研究的情況，還有相同的另外個案事例。1965-02，浙江溫州市郊白象塔拆除過程里，在塔身第二層發(fā)現了《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印本殘頁。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一年的發(fā)現。直到1987年，我國的專家學者才開始有關于發(fā)掘和初步研究的報告問世——金柏東.《溫州市白象塔出土北宋佛經殘頁介紹》.《文物》雜志1987No.5,P15~18。文里介紹佛經是1103年北宋泥活字印本。這件印本實物，是畢升在“慶歷中”（1041～1048）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之后50年左右，是畢升發(fā)明泥活字印刷術后的活字印刷實證文物資料。而我們的內亂，延誤了自己的研究和研究成果的面世宣布。
3、“世界最早的金屬活字印刷書”，韓國提出其主張在1990年代，中國正在搞“全國范圍內的第二輪承包”、“科技體制改革”、“教育產業(yè)化”等等的一刀切
“在1972年為了紀念世界圖書年的國際展示會中被展出，被確認為現存世界最古老的金屬活字本，通過在卷末中被稱為“宣光七年丁巳七月日清州牧外興德寺鑄字印施”的刊記，確認在高麗禑王3年（1377年）7月于清州牧邊的興德寺中作為金屬活字被印刷出版�！鄙鲜鑫淖郑皂n國駐華使館文化新聞處官方網站《韓國在線》文章內容：“金屬活字印刷術是中國發(fā)明的錯誤敘述”http://www.hanguo.net.cn/hot_click/mistakeinfo/culture4.htm。
在筆者的見聞范圍內，所見到的韓國宣揚“韓國發(fā)明金屬活字印刷術”的努力過程如下：①1972年對金屬活字印本“直指”重要價值的重新認識；②1985年韓國在清州考古發(fā)掘出印刷“直指”的興德寺的遺物，確定了興德寺遺址處所；③1992-03在興德寺遺址建立的清州古印刷博物館開館；④1997-09，韓國在漢城舉辦了“東西方印刷史國際討論會”，韓國學者孫寶基[6]、千惠鳳[7]在討論會上，提出了他們認為韓國發(fā)明金屬活字印刷術的主張，并試圖否定中國畢升活字印刷術的實在作用（筆者由于資料和見聞范圍有限，不知道1997在漢城的這次“東西方印刷史國際討論會”是否邀請了中國學者與會）；⑤1998-10，韓國在清州舉辦了“國際印刷文化節(jié)”，學者尹炳泰為了強調和加重“韓國發(fā)明金屬活字印刷術”的意義，也采取了否定中國畢升泥活字的作法[8]；⑥2001-06《佛祖直指心體要節(ji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刷品；⑦2005-09韓國政府又資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清州為《佛祖直指心體要節(jié)》舉行了紀念活動；
1990年代，中國已經平穩(wěn)地搞改革開放了。這使得中國的國民經濟持續(xù)地高速發(fā)展，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績。但是，也要看到國情的另一方面，雖然沒有戰(zhàn)爭和政治內亂這一類危害社會的因素，而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摸索過程里，卻出現了一些社會因素不利于學術研究的正常開展，這可以說是我們改革開放過程里出現的某些矯枉過正。雖然改革難免有不周到和失誤，不能苛求；但是應當即時總結，即時糾正。比如，作為中國印刷技術協(xié)會的機關刊物《中國印刷》在1995年被要求搞“承包”，并且從1996年起組成了新的能“承包”刊物的編輯部，這一下刊物首先要為自己的生存而忙碌了�！吨袊∷ⅰ方邮芰恕俺邪钡拿\安排，這和當時實行并大力宣傳國有企業(yè)的“全國范圍內第二輪承包責任制”在時序上相一致。然而，對“第二輪承包責任制”的宣傳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媒體就出現了“下崗”這個新名詞。下崗等一系列國有企業(yè)面臨的新問題，使得“全國范圍內的第二輪承包”沒有了下文。顯然，在“承包”的大環(huán)境里，對于印刷技術史的研究，對于印刷工程的基礎性研究，這一類沒有直接經濟效益的課題，在印刷行業(yè)里限制住了人們去自發(fā)研究、去自行研究、去自由研究。（現在，筆者作為一位退休了的印刷工程師，倒是可以自發(fā)、自行、自由地研究了；但是，退休后的“個體戶”研究者還能有多大作為？曹操詩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彼有“櫪”可伏耳，方可韻千里之志；普通老百姓退休前后，卻就沒有他那種“馬槽子”可憑“伏”啰；故筆者2005有“尋槽至花甲，依然力奮蹄”之慨嘆。）
1994-04《中國印刷》總第44期，是一份“第一屆中國印刷史學術討論會（1993-12）”的專輯。專輯P4提到：“與會者還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張秉倫教授擬制作泥活字表示贊賞，并期望他們能為中國印刷博物館模擬復制傳統(tǒng)的活字及排版工具，以便更形象地向觀眾展示我國古代的這一偉大發(fā)明�！边@段文字發(fā)表后的十二年后來看，張秉倫教授當年的“擬作”，可能受到了他所處的具體環(huán)境的制約，狀志未酬。直到2002年，北京印刷學院的尹鐵虎教授才獲得了北京市教委的科研經費資助，著手畢升泥活字的工藝再現試驗。從2002年開始，尹教授帶領北京印刷學院印刷與包裝工程學院課題組，在有限的經費和極為簡陋的條件下，歷時兩年多的時間完成了“畢昇泥活字印刷實證研究”課題，成功復原了當年畢昇活字印刷的技術，證實了畢昇活字版印刷技術的科學性和實用性[9]。
我們剎車了好些方面“沒有經濟效益”的、“脫離實際”的研究，卻碰到了韓國學者在活字印刷術史方面咄咄逼人的叫板挑戰(zhàn)。
應該欣慰，僅在活字印刷史這一專項研究方面，我們就有張秀民、錢存訓、潘吉星、史金波、吾守爾、孫壽齡、尹鐵虎……等優(yōu)秀學者，多年來契而不舍的研究，我們能很好地、有力地與韓國學者進行學術上的、技術上的論證和切磋。
4、穩(wěn)定，使得韓國的經濟高速發(fā)展，有了學術研究和對外宣傳的經濟實力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韓國的經濟快速發(fā)展，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發(fā)展成就，提高了韓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強了韓國的綜合國力。高麗民族，是了不起的、偉大的民族。在經濟騰飛，綜合國力強大之后，韓國人民也更加注重自己的傳統(tǒng)民族文化的發(fā)揚光大，而且也有了發(fā)揚光大的經濟力量。韓國文化的對外宣傳，并得到了各國人民的喜愛，在中國流行的韓國電視劇，就是最生動最鮮活的例子。
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韓國的跆拳道作為一種新的體育競賽項目進入了奧運，并成為了奧運會的正式比賽項目。這是高麗民族文化向世界推廣傳播的典型成功事例。而且，現在跆拳道在中國的民間也在逐漸推廣普及。國內媒體對跆拳道在中國的民間普及，有明確的褒揚點，認為這些推廣辦法值得中國學習。（對比，中國在1980年代前期，也曾經想把“毽球”這個體育項目推薦到奧運會，但是，沒有成功。）韓國的民族傳統(tǒng)飲食文化，大到韓式料理、中到韓國冷面，小到韓式泡菜，也在中國受到歡迎。這些在我們生活里的點點滴滴，給了人真切的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經濟是文化的基礎，只有經濟發(fā)展了有了力量，才能更好地弘揚民族文化。同時，優(yōu)秀的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也反過來促進經濟的快速發(fā)展。
參賽1988漢城奧運會之后回國的中國運動員，曾向國內讀者介紹過在漢城奧運會期間的見聞。韓國的奧運會志愿人員向各國運動員介紹自己國家時，還講到八卦符號和陰陽魚圖形是韓國人的發(fā)明，并且表現在了他們的國旗上。八卦符號，是在漢字文化圈里，各民族相互交流、文化融合的典型現象。八卦符號及陰陽魚圖形在韓國受到了比在中原故土更高級的待遇，成了國家的象征。筆者由衷地高興別的國家和民族對中華易學文化的認同和融合，并且還和當地的國情結合，創(chuàng)造出大韓民族自己的民族文化。
5、我們對韓國鄰居，究竟研究了多少，了解了多少
承蒙北京印刷學院的尹鐵虎教授告知筆者，韓國學者千惠鳳的學術研究論文《金屬活字》，在我國出版發(fā)行的期刊《當代韓國》1999-06的夏季號有刊載，是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但是，在陜西省圖書館、西安交通大學圖書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筆者得到的回答都是：沒有訂這份期刊�？磥�，在西安太不可能尋找到韓國關于傳統(tǒng)文化研究的基本資料了。
這使筆者想到了網絡上王沖先生的一篇文章《除了靖國神社，我們對日本了解了多少》[10]。文中敘述了戴季陶著的《日本論》里有言：“日本把中國放在手術臺上，顯微鏡下觀察了幾千次”，以此說明日本對中國的研究和了解程度。同時戴季陶也反問道：中國呢？這個反問放在今天依然振聾發(fā)聵——中國呢？我們對日本了解多少？筆者借著王先生的文勢加問一下，對韓國鄰居，我們又了解多少？
韓國的跆拳道能成為奧運會比賽項目，把自己的民族體育項目成功地推向了世界；韓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佛祖直指心體要節(jié)》確定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刷書，并獲得成功；韓國還成功地獲得聯合國認定“江陵端午祭”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韓國在繼承和發(fā)揚光大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方面，作了許多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果。這些努力，值得我們敬佩，值得我們學習。
對于漢字文化圈里諸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方面研究和交流，國家設立的專職研究所是研究和交流的主力。但是，對于鄰居的了解和研究，如果僅局限在專職研究所里少數專家學者的身上，而沒有民間人士自發(fā)地、自由地廣泛參與，則我們的官方研究僅僅只是一座象牙塔，而交流則只能停留在淺表層次，達不到歷史上那種水乳交融的境地。
假如，某一天韓國向世界提出，八卦符號和陰陽魚圖形是韓國的發(fā)明，是韓國的傳統(tǒng)文化。那么中國的易經研究者們如何應對？中國的易經學者們對韓國的八卦和陰陽魚象征的文化了解了多少？又假如，韓國能向世界宣示，八卦符號和陰陽魚圖形都是外邦文化與自己民族文化的有機融合，目前的中國國民有多大的比例能有這樣的“海納百川”的泱泱風度。
